澳洲亿忆网文化他们一开口,世界安静了

他们一开口,世界安静了

2020-04-18 来源:一条 阅读数 805 分享

新冠肺炎在全球肆虐的时候,

我们比以往更需要音乐的陪伴。

一条在过去采访了不少有趣独特的音乐人,

比如来自广东小城海丰的五条人,

用方言唱尽家乡小人物的悲欢,

被评为“十年来最值得听的广东歌”;

还有不断颠覆自己前行的新裤子,

独立音乐圈的领头者野孩子乐队……

这些乐队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他们的音乐,

成为每个小小时代精神的重要出口。

疫情居家期间,

我们来回顾3支乐队的故事,

再听听他们的歌!

五条人是来自广东小城海丰的乐队,核心成员只有阿茂和仁科两个人。两个少年最初在海丰当地的一个原创音乐会上认识。

2009年,两人用海丰方言创作了第一张专辑《县城记》,在乐坛杀出一条血路。当年就被《南方周末》评为“唯一年度音乐”。

海丰方言属于闽南语系,有8个声调,有时候讲话带点情绪就像在唱歌了。真的唱起来,音调当然比普通话丰富得多,趣味盎然。

其中一首《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讲的是时间流逝,世道运转,升斗小民总是望天吃饭,未必总能赶上好时候。不论世道怎么变,老百姓总是辛劳。

“那时写的大部分故事和经历,都是发生在海丰的,你写的时候,都是用海丰话在思考,自然就用海丰话哼了出来。”

他们把《县城记》的歌词本做成这样一个土酷土酷的红本本,还顺带把自己的人生经历给交待了。

阿茂,1981年生于海丰,受哥哥茂帆的影响,高中之后主要是听摇滚乐,阿茂调侃自己是“听了以后高考就名落孙山了”,拒绝复读,便到广州谋生。

仁科,1986年生于海丰边上一个叫“捷胜”的海边小镇,家里在当地是开卡拉OK厅的,所以小学三年级就在台上玩耍演出了。初中开始弹吉他,第一次接触到当时国内的独立音乐时,觉得实在太酷了!2004年,仁科到广州投奔阿茂。

2005年,19岁的仁科和24岁的阿茂来到了广州的石牌村,一个卖打口碟,一个卖盗版书,做过走鬼摆过摊。

在那个被高楼大厦包围的城中村里,比狭窄的出租屋更憋屈的,大概是这两个一心只想做音乐的年轻人的心了。用仁科的话说,“当时你说要搞独立音乐,特别是在广州,没有任何光明之路的嘛,只是你一群人喜欢玩!”

2015年《广东姑娘》是五条人的第三张专辑,也是里面的主题曲,很多人问仁科关于《广东姑娘》背后的故事,“很简单,就是我跟我女朋友在广州的出租屋里跳舞,穿着拖鞋跳,外面的阳光很美。我们收养的一只小狗经常趴在走廊那晒太阳。”

2016年的《梦幻丽莎发廊》专辑,11首歌中,7首是普通话。“因为这时候,很多事情、写的故事已经发生在广州了,这时你再用海丰话来唱,反而刻意了。”不过,就算用普通话唱,也是五条人特色的咸水普通话。

《梦幻丽莎发廊》是广州石牌村里一个叫“蒙娜丽莎发廊”的谐音。讲的是一个从乡下来的打工仔与发廊妹之间,谎言与浪漫的爱情故事。

“很多年前我在石牌村住过,广州最大的城中村,房租便宜,又是市中心,所以聚集了很多从全国各地过来讨生活的年轻人。在快餐店、烧烤档、发廊、糖水铺里,你经常能看到年轻的靓仔靓女们在那里谈情说爱。”

《很多很多》写的是一群混迹于广州天河、石牌桥一带的小贩走鬼们,妙趣横生,很多还是阿茂和仁科以前走鬼时认识的朋友。

“里面的小赵,他根本不会弹吉他,但他卖唱,真的只用那两三个和弦,什么歌都能用。这些事情,你只要单纯地把它讲出来,就已经够好笑了。”

《初恋》这首歌源于五条人一次偶然看到的新闻:发现初恋已为人妻,男子悲伤过度驾车撞上高架桥。他们基本上把新闻的故事直接摘了过来,写成歌的故事。

故事主人公是一个背井离乡,想通过外出打工改变命运的小人物,通过努力终于变成年入几十万的包工头,当他满怀希望地回乡寻找初恋,却发现念念不忘的恋人已经嫁人了。回去的高速路上,男子因为悲伤过度,失神撞上了高架桥。这一场车祸也把他所有的梦都粉碎了。

这样一个悲剧故事,看似离奇,但也不过是发生在这块土地上,再平常不过的一个小人物的故事。

五条人在歌的结尾处加了一句,“嘿,我的朋友,明天的太阳依然为你而升起来”。生活将如此日复一日地进行下去,但我们还是怀抱美好的希冀。

专辑《故事会》于18年和19年之交发布,这是乐队创建十年来的第五张录音室专辑,五条人一向爱玩整体艺术,尤其是视觉形象,《故事会》中,他们挪用了民国旧时代电影海报和八九十年代地摊杂志的风格,并借鉴了中国最通俗最流行的经典杂志《故事会》的名字和风格,通过繁杂多元的音乐形式,讲述了一个个动荡不安的街头故事。

其中《烂尾楼》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部叫《热带》的电影,电影讲的是一个父亲去寻找他失踪的儿子。他的儿子大学毕业后混得很差,没脸见父老乡亲,所以干脆躲了起来。他的父亲从农村到城市,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他。但是从别人嘴里他听到了儿子的另外一面,他的儿子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优秀,事情也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五条人的歌词,大多源于自己的真实经历,甚至把社会新闻直接当作歌词。听他们的歌,就像闯入一个光怪陆离的社会。

1992年彭磊和庞宽上了北京工艺美术学校。被摇滚乐深深吸引了。

90年代北京,流行着重金属摇滚,但是新裤子的“几个呆头呆脑,口齿不清的青年”学雷蒙斯乐队玩起了朋克,他们简单直接、轻松,带着与重金属完全不同的曲风横空出世,和地下婴儿、花儿乐队等被称作“北京新声”。

之后不久,他们又开始放弃朋克,转向新浪潮和Disco。迪斯科女王张蔷2018年被一条采访时,51岁的她说:“我唱过这么多歌,最喜欢的一首歌是新裤子的《Bye Bye Disco》,那种律动里有一种浪漫的感觉,有快乐,有忧伤,全在里面”。

新裤子乐队经历了朋克时代,Disco时代,黑暗时代,在参加《乐队的夏天》之前,还正打算在音乐上往前走一步。乐队出生以来,就从未停止改变,可以说每一代人的心里都藏着一条新裤子。

以下是庞宽的自述:

2000年初,彭磊和我都在上班,鼓手尚笑去了日本留学,我们也一直闲置了几年,到《龙虎人丹》那张专辑大概2005年,觉得不能停滞了,应该继续做一点好玩的东西。

那会儿我就去彭磊家创作,就我们两个人,特别像暑假的时候,两个小孩一块玩的那种感觉,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拿出来。他住在西直门一个老的筒子楼,是没有公共厕所的,屋里面就放一个尿盆,每次那个尿盆满了,就出去倒一次尿盆。

虽然创作条件特别艰苦,但我们做的音乐都是特别的时髦。鼓手不在,我们就开始用电脑编曲,做电鼓,音乐也变得电子。

我之前也有好多作品,因为他们玩朋克,所以不太适合拿出来,到《龙虎人丹》的时候,我就把之前的作品又提炼出来,《Bye Bye Disco》我早几年就有一个动机,一个副歌的歌词,当时在彭磊家,他把主歌歌词写了出来,整个歌就完整了。

《神秘的香波》是因为当时彭磊在钱粮胡同有一个自己的玩具店,旁边有好多小发廊,里面的女人每天也不理发,就在门口坐着,屋里也没有理发的东西,我们就特别好奇,根据这个写了首歌,现在北京胡同里已经没有这个现象了。

那时候我们拍MV,大家怎么高兴怎么来,《Bye Bye Disco》就是在我们家小区食堂拍的,食堂会办好多中年人跳交谊舞的舞会,水磨石的地面,挂了晚会用的拉花,布置看起来特别80年代。《龙虎人丹》MV代表了我们对小时候看过的那些港产武打录像带的怀念。

《龙虎人丹》那张专辑概念特别完整。沈黎晖后来说,等我们把封面做出来,他觉得非常可以,如果只有歌,没有视觉、封面那些,他觉得是不太好理解的。

从《龙虎人丹》大概差不多到2013年,一直都在创作Disco、新浪潮、Synth-pop这种音乐,Disco时期特别地自由放松,好多幽默开心的东西可以表现在作品里。

我们2011年去美国参加Coachella Valley Music and Arts Festival(科切拉音乐节),是美国最大的音乐节,看到了当时国际上最先进、最潮流的那些乐队表演,觉得我们回到中国以后,应该写这种音乐,后来我们写了《Sex Drugs Internet》,好像发现大家并不喜欢,每次演出的时候都特别的冷场。

后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写一点接地气的,更传统一点的摇滚音乐。所以我们等于是往回走,写了《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后来发现大家其实还是喜欢这种有歌词走心的音乐,彭磊写歌词都要写好几百字,可能某一句话会触动大家。也就开始进入黑暗时期。

黑暗主要还是来自家庭的压力,家庭是文艺创作的坟墓,彭磊在创作我们上一张专辑《生命因你而火热》的时候,他女儿刚生出来,就在地上爬什么的,他又要创作又要顾家,其实真的很难兼顾。后来他老婆每天下午就会带着孩子回娘家半天,给彭磊营造一个创作的空间,歌很快就写出来了。

彭磊是不断往前走的,而且走得特别快。有家庭,有小孩了以后,他做事的态度都有非常大的转变,比如说更加的严谨认真负责,他不光是把家庭照顾的很好,我觉得他是把很多事情都想得特别周全。

他是一个反着的人,他都是说反话,而且他的内心跟他的外表是反着的。所以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傻,像一个弱智似的,但是你接触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个人很厉害。

因为我跟彭磊两个人其实是学美术的,从美校毕业以后,彭磊又去电影学院,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光是一个玩音乐的,还有时尚、影像、平面设计等等。

今年做《乐队的夏天》里《艾瑞巴迪》那首歌发现,我们跟其他做音乐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之前大家在嚷嚷找什么著名制作人,找特别好的团队,最后出来的东西感觉并没有打动人,后来其实发现,你要的东西你自己最明白,你自己在家慢慢弄就可以了。

新裤子的话你看它每一笔的画,然后每一帧的图像,或者每次演出的每一个音,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亲手做的,不像一般的艺人他可能会找摄影师、平面设计师,找做MV的,然后找制作人,找乐手。我一直说这个工作量非常大,你可能一年做的事别人一辈子也做不完。别人感觉不到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所有东西都是亲手做的。

教父、殿堂级、榜样,是观众和媒体常给野孩子乐队的标签。

1995年,张佺和小索(索文俊)在杭州成立“野孩子”。早在2000年初,野孩子就是中国独立音乐圈的领头人,他们创办河酒吧,让全国独立音乐人有了共同的据点。后来经历了乐队解散、成员去世,又重组,现在5位成员,集体生活在云南大理。

张佺是乐队的灵魂人物,1968年出生在兰州,那时七八十年代,他们听很多国外的摇滚乐,港台的流行音乐,也听到很多民工唱“花儿”。花儿是西北民歌的一个类型,主要特点就是即兴、对唱。他们想试试把这种来自于黄河流域的传统民歌,和现代音乐结合在一起。

野孩子写歌主要分两种方式:一个是改编的民歌;还有就是自己写歌、创作。《黄河谣》是野孩子传唱度颇高的一首歌,很多人以为是民歌,其实是张佺在西湖边写出来的。

他们传达出一种很新的感觉:乐队可以是很正的,而且是中国人本土的一个东西。像是回族的“花儿”,生活里到处能听到,但可能从来没想过它有什么意义,是野孩子把西北人身体里本来就有的东西给提炼出来,摆到我们面前,告诉我们,这是有价值的。

音乐人张玮玮和郭龙1997年在兰州听了野孩子的现场之后,决定追随野孩子的步伐,去北京。到了第一件事,就是找到野孩子在哪。张玮玮搬到小索家隔壁,小索练什么,他就练什么。西北人,看到有西北小孩过来,本能地就想怎么照顾他,保护一下他,张佺和小索就对这两个年轻人有了那种责任感。

后来张佺小索说,乐队想扩大,问张玮玮说手风琴会吗?他说会。

那会张玮玮其实根本从来没碰过手风琴,他一晚上没睡觉,把那歌练了两天。演出了一次,他就加入野孩子,那曲子现在就是野孩子每次的开场曲《死之舞》。

张佺说:“在我的理解当中,野孩子的音乐应该是一种野草般的荒蛮和茂盛,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可能平庸而灰暗的生活里,有发光的机会吗?”

张佺小索,他们带着野孩子来到北京,野孩子的音乐在北京扑出去了,让很多人承认,然后感染了很多人,影响了很多人。

当时北京河酒吧是张佺和小索就是商量,大家有个地方排练、演出,然后如果酒吧能招来点酒客卖点酒,挣点钱,大家生活都能好一点。

但是没有想到酒客没招来,把全北京的摇滚青年、文艺青年全给招来了。

一堆人光听音乐就听一晚上,一直听到天亮,然后早班公交车回各自的村子,折腾这么一晚上,成本也就在十块钱以内。万晓利、小河,每周来演一次。民谣歌手冬子,还有赵已然,还有摇滚乐队也来演,像以前的舌头,潸然、布衣。

后期,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好多问题就出来了,他们的生活、排练都受到影响。

2003年“非典”一来,张佺和小索就决定解散乐队。2004年,小索生病去世。

小索的去世,对张佺影响特别大。他一个人背着冬不拉,从兰州出发去西藏,从西藏到云南。山高水远的那种独行。他在路上写了首歌,他说“北风抽打在身体和心上,远行吧远行”。

流浪之后的张佺在云南束河安居了下来,他一个人在束河租着一个大院子,漂亮得不得了,院子中间一棵苹果树,一棵梨树,2009年,张玮玮郭龙来束河演出,就又遇见了张佺。

他们在张佺新家,坐着喝茶,互相有点客气。然后张玮玮是瞎走,走到去二楼的楼梯口,感觉像被雷劈了一下:从第一个台阶到上面,贴满了野孩子当年演出的照片。

“一下子,野孩子那种感情全部都给唤起来。佺哥他不像我们,佺哥是从来都不说的,就是一个不太表达自己的人,你怎么去理解他?”

从那次以后回来,张玮玮就开始有点着急,还是想西北的这些老兄弟在一起,多好。而且特别明显能感觉到张佺也是这么想的。

重组之后,2015年,野孩子成立20周年演出,把工人体育馆做成像一个剧场,舞台上铺满银杏叶,很怀旧很温暖,同时又很端庄。

那天,底下的观众好多都是当年河酒吧的老朋友,基本能来的全来了,感觉就是一个无数人青春的一次大party。

野孩子的成员现在集体生活在大理。“云南给我们的影响其实挺大的。以前野孩子的东西都是很强烈的,吉他都是很铿锵的那种,会变得舒缓,变得悠扬”。

张佺也成家了,有两个孩子。其实他以前是很犀利的,他现在变得平和,也变得开放了。

“整个音乐发展它有趋势,再过50年,可能就没有像我们这样弹唱的音乐了,全部都是电子乐。从95年到现在,观众的变化确实是太大了,一代人跟一代人的审美、听音乐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你要我们去完全适应这个变化,这个难度太大。

但面对这个年代的一个生活方式,也会触发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和看法。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一个审美,通过音乐表达出来”,张佺说。

乐队的几个人其实都是跃跃欲试,都想玩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像鼓手武锐他有自己的打鼓方式,他喜欢的是摇滚、雷鬼、电子,吉他手老马是另外一种风格;张玮玮喜欢中东乐器,电子乐。这些要结合在一起,它很难,也很庞杂。每个人的自我的东西和集体的东西,都有不和谐的地方。

?可以肯定的是,这几个人还有话想要说,还有东西没玩完,张佺则要负责把这些东西整合好。

“所以下一张专辑肯定会特别难,会进行得特别痛苦,相信也会更有意思”。

2020年已经过去三分之一,期待疫情好转后,在现场听到音乐的一天。

责任编辑: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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