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亿忆网文化王元崇评《通天之学》︱站在关口的盛清中国

王元崇评《通天之学》︱站在关口的盛清中国

2021-04-17 来源:澎湃-思想 阅读数 558 分享

《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韩琦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10月出版,417页,88.00元有清一代是中国发生剧烈变换的历史时期,更是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的交际和冲突达到前所未有之地步的时期。对当代的中国人而言,鸦片战争后的清代历史,即通常所谓的“近代史”,乃是对清代历史记忆最深刻的一部分,因为在这一被中欧对立所界定的“近代”时空中,中外的交融与冲突达到了一个高潮,并且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嬗变以及集体历史记忆的塑造与维系等等方面密不可分。有关这一部分的历史叙述,包括历史编纂法(historiography)的路数本身,无论在中国之内还是之外,都倾向于描述“漫长的十九世纪”(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塑造一种在西方历史时间轴上1800年以降中欧“大分流”和二元对立的历史模式和时空记忆。十九世纪的清代史也因之普遍被包括中国历史学者在内的很多学者分离出来,单独作为“近代中国史”的主要研究对象。

身着清代官服的汤若望(Joh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图片来自《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觐见中国大皇帝记》(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to the Grand Tartar Cham Emperor of China) (伦敦,1669年)。这幅图上的汤若望右手拿着一个圆规,左手提着一个星盘,异常醒目,此外墙上、桌子上和地上有世界地图、量角器、浑天仪、角尺、圆规、地球仪等诸多代表自然科技的形象。《崇祯历书》集中西之大成,采纳的是当时欧洲流行的丹麦天文学家第谷(Tycho Brahe, 1546–1601)的以地心说为主要内容的宇宙体系,并没有采用哥白尼、开普勒等人的日心说。因为日心说在历史上最终战胜了地心说,有人可能会对耶稣会采用地心说持怀疑态度,但正如著名的藏历学家黄明信先生所指出的,对于计算本身而言,采取以地球还是太阳为中心,本身并不影响计算结果。《通天之学》中也明确指出:“耶稣会士之所以采用第谷的天文学说,其重要原因是该体系能够更为精确预报日月食,推算行星位置,满足了明末改历的需要。”

山东省图书馆(济南)藏《大清顺治元年岁次甲申时宪书》(感谢汪小虎教授提供照片)《通天之学》从明末清初这段重大转折的时期开始谈起,讲到康熙时期耶稣会士协助编译《钦若历书》和《数理精蕴》,雍正乾隆时期戴进贤(Ignaz K?gler, 1680–1746)和刘松龄(August von Hallerstein, 1703–1774)修正《历象考成》为《历象考成后编》并编成《仪象考成》等书,期间还有若干耶稣会士编译的作品涌现,详细展现了这一绵延百年的不断革新的知识工程以及其中关键的中西历史人物。正如《通天之学》所描绘的那样,在每一个天文推测和计算亟待修正和革新的关头,例如在清军入关立足未稳之际、康熙初年杨光先挑起历法之争最终导致一批奉教监官被杀(即“康熙历狱”)而杨氏一派又无从准确推测日月交食并制作历日之时等等,皆有汤若望、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安多(Antoine Thomas, 1644–1709)、戴进贤、刘松龄等在华耶稣会士和其他教派的教士及时出面负责和全力参与,这批教士和欧洲本部之间不断的人事和通信往来,使得欧洲的新的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知识能够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国本土,即便在雍正朝全面禁教之后,清廷依旧愿意招募掌握天文历算、绘画、机械、医学等专门技艺的传教士入京效力,从而保证了道光之前的清代一直以耶稣会士为中介保持与欧洲相对的同步,也使得清代的天文观测和预报一直都保持准确,这对于维系清代的统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北京古观象台(作者摄于2016年8月)

《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觐见中国大皇帝记》(伦敦,1669年)封面插图上的康熙皇帝形象,特别突出了皇帝左手把玩着一个带有经纬度的地球仪,上面的“China”和“Japan”清晰可见。法国“国王数学家”的来华是近世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欧共同推动的结果。一方面,在北京效力的南怀仁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但南怀仁也深感人手不足,于1678年呼吁欧洲派遣更多的耶稣会士来华,并强调了熟练掌握自然科学技术对在中国立足的重要性。康熙皇帝本人爱好西学,对更多耶稣会士能够来华效力也表示欢迎。与此同时,新成立不久的巴黎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卡西尼(Giovanni Domenico Cassini, 1625–1712)建议法国派遣耶稣会士到中国进行天文观测,“目的是取得不同地区的经纬度和磁偏角值”

1737年《中国新图》(Nouvel Atlas de la Chine)中的唐维尔所绘之中国总图,有清晰的经纬度,以通过北京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并在这条经线上标明“Meridien de Peking”。左下方标题上方的肖像人物即康熙皇帝。当时清朝的西征尚未结束,所以在西域地区还没有显示大清边界,到了乾隆朝十三排图的时候中国边界均明白标示。另一方面,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中欧密切交流的大桥之下,暗流也持续涌动。在康熙容教谕旨颁布的次年即1693年,早已置身在华不同宗教势力激烈竞争的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的传教士颜珰(又译“阎当”,Charles Maigrot, 1652–1730),发布了七条训令,规定福建代牧区(“代牧区”即apostolic vicariate,指的是尚未成为天主教正式教区即diocese的传教区域)的教士要严禁祭孔祭祖的礼仪,也不许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祭祖之时也最好去掉牌位至少是“灵位”等字样,不许悬挂“敬天”匾额,“God”一词要称“天主”而非“天”或“上帝”,等等,并派两名传教士赴罗马请求教皇批准。四年以后的1697年,颜珰晋升为福建宗座代牧,教廷开始重视他的训令。当时在华耶稣会士已感事态严重,试图寻求康熙帝的支持,抵消颜珰造成的影响。1700年秋,钦天监监正闵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 1638–1712)与徐日昇、安多、张诚联名上奏康熙皇帝,认为中国祭孔祭祖是合理的,所谓“祭祀祖先,出于爱亲之义,依儒礼亦无求佑之说,惟尽孝思之念而已”。康熙皇帝朱批表示同意:“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

美国康奈尔大学亚洲图书馆藏1716年康熙皇帝致教皇的公开信,即“红票”,左边满文、中间汉文、右边拉丁文,谕旨写于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即1716年10月31日,满汉文谕旨落款时间部分加盖有广东巡抚满汉合璧的关防印文,拉丁文末尾有纪理安(Kilian Stumpf, 1655–1720)、马国贤(Matteo Ripa, 1692–1745)、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等十六位传教士的签名。

李约瑟研究团队根据北宋苏颂(1020–1101)作于1090年的《新仪象法要》中的记载而复原的位于开封的水运仪象台示意图。水运仪象台是用水力推动擒纵轮工作的结合了上部的浑仪、中部的浑象和底部的司辰(自动报时钟)的天文观测和报时仪器。上图由约翰·克里斯坦森(John Christensen)绘于1956年。参见Joseph Needham, Wang Ling, and Derek J. de Solia Price, Heavenly Clockwork: The Great Astronomical Clocks of Mediev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自顺治朝以来,清廷就明确意识到了欧洲拥有的天文历算技术远比中土的要精准、便利和实用,康熙皇帝投身于西学的学习,亦有相当的体验。然而,即便英明开放如康熙皇帝,也只是小心谨慎地“用其技艺耳”(第177页)。康熙通过自己从耶稣会士身上学来的历算知识不断挖苦和打压汉臣,偶尔公开观测日影以表现其无上之聪明,又不失为一套控驭臣下的帝王之术,从属于其政治目的。清廷从未派遣任何学生或者官员前往罗马、巴黎或者里斯本等地方留学。即便是1713年成立的蒙养斋算学馆,也没有朝法国皇家科学院那种方向建设的计划,不过是一个临时性的编译机构。《通天之学》指出,蒙养斋算学馆“除了经纬度测量之外,很少进行其他天文观测,对法国天文学的新进展,特别是在木卫观测方面的成果,没有加以吸收。清廷也没有建立院士和通讯院士制度,没有一定的奖励机制,对有功人员给予较高的荣誉。雍正继位之后,蒙养斋的科学活动没有再继续下去”。

北京古观象台上的玑衡抚辰仪,乾隆九年(1744年)制,主要用来测定真太阳时、天体赤经差和赤纬(作者2016年8月摄)。《通天之学》特别精彩的地方之一,恰是通过刻画不同的历史人物及其角色,来形象展示这种中西隔阂,乾嘉学派与日心说的传播之间的微妙关系便是一个极好例证。康熙时耶稣会士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cquet, 1665–1741)曾在他所编成的手稿《历法问答》中,提到了哥白尼的日心学说,但这部书没有出版,只是在清廷和皇子中间流传。到了乾隆时期,蒋友仁在1760年乾隆皇帝五十岁生日之时进献了一幅彩绘世界地图即《坤舆全图》并图说两卷,其中介绍了日心说。时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历算大家何国宗、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编修钱大昕负责润色图说。钱大昕是乾嘉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将图说文稿带回苏州后,由其学生李锐补绘了两幅世界地图和几幅天文图,然后由经筵讲官、南书房行走户部左侍郎监管国子监算学事务阮元于1799年出版,定名《地球图说》。阮元亦是乾嘉学派之领军。《地球图说》中提到“歌白尼论诸曜以太阳静,地球动”,“置太阳于宇宙中心”等等。由此,蒋友仁介绍的日心学说开始在一批乾嘉学者之中引发了讨论。同期,李锐执笔《畴人传》,从“上古”写道“国朝”(即清朝)的数学家(即“畴人”),阮元略加润色后于1799年出版,共四十六卷,最后四卷作为附录简单记载了部分“西洋”畴人即在华教士。《畴人传》最后一卷的最后一个人物即为蒋友仁,李锐在此传末尾批评了日心说:“谓为地球动而太阳静,亦何所不可,然其说至于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甚焉者也。”《通天之学》就此指出:“乾嘉学派对《地球图说》的严厉批评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哥白尼学说的传播。”一直到1859年李善兰和英国新教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合译出版了英国侯失勒的《谈天》(

阮元:《地球图说·补图》之第五图,描绘了六大行星绕日运行的日心说。此图当系钱大昕弟子李锐所绘。《通天之学》所举的日心说传播的例子极具代表性,尤能体现清人对西学所持有的若干成见,正如李锐所担心的那样,蒋友仁等西洋人的天文理论,自第谷以来才一百多年,居然“其法屡变”,日后一定变数更多,“吾不知其伊于何底也”。换言之,李锐等学人虽然有对西学的开放心态,却也受中国式的祖宗之法不可变之固囿,正如科举八股文自元明以降一直到他们生活的乾嘉时期变化不大那样。日心学说在他们看来已经是“离经叛道”了,故而不能支持。当时对于泰西之学术,学与不学,以及如何平衡学习泰西与自立自强,很多乾嘉学者都有内心的彷徨与挣扎,正如李锐、阮元等人在《畴人传》中所悲切呼号的那样:“我大清亿万年颁朔之法,必当问之于欧罗巴乎?此必不然也,精算之士当知所自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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